服装购销合同重大误解案（精选3篇）

服装购销合同重大误解案 篇1

1996年8月10日，吉祥服*厂(被告)携服装样品到某市大华*厦(原告)协商签订服装购销合同。大华*厦同意订货，并于当月16日签订了合同。当时，吉祥服*厂称样品用料为纯棉布料，大华*厦主管人看后也认定是纯棉布料，对此没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吉祥服*厂向大华*厦提供按样品及样品所用同种布料制作的女式裙9000件，总价款为360000元。

一个月后由吉祥服*厂将货物送到商厦营业地，大华*厦按样品验收后于 1-5天内将全部货款一次付清。 8月25日，吉祥服*厂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物运送到了指定的地点，大华*厦验货后认为数量、质量均符合合同约定，于是按约定的时间向服装厂支付了货款。但是，9月1日，有一位顾客购买此裙后认为不是纯棉布料，要求退货。

大华*厦立即请有关部门进行检验，后证实确实不是纯棉布料，里面含有15%的化纤成分。大华*厦认为吉祥服*厂有欺诈行为，于是函告吉祥服*厂前来协商，要求或者退货或者每件成品降低价款10元。吉祥服*厂则辩称：其厂业务员去南方某市购买此布料时是按纯棉布料的价格购买的，有发票为证，且当时拿样品给商厦看时，商厦也认为是纯棉布料，因而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同意退货，如果退货每件成品只能降低5元，为此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此后，商厦主管人员调离岗位，此争议被搁置，直至次年9月26日，商厦才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制成品，并要求吉祥服*厂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问题提出”

本案涉及到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涉及到如何正确区分欺诈和重大误解，另外，还涉及到(撤销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的。

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民法典》第61条第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民通意见》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

在本案中，被告吉祥服*厂在采购布料时误以为是纯棉布料并将其制成成品卖给原告，从其主观上看，并没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

但是，由于原告和被告都将布料当作是纯棉布料而订立了合同，双方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都发生了错误认识，并且此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利益，根据《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规定，此合同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9条和《民通意见》第73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予以变更。

但在此案中，由于双方订立合同的时间为1996年8月16日，而原告在1997年9月26日才向法院起诉，因此，根据《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因顾客退货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承担。

“存在问题”

对于本案，存在以下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吉祥服*厂将含化纤15%的布料当作纯棉布料制成成品，卖给原告，并告知为100%纯棉，与事实不符，已构成欺诈，原告享有合同撤销权，可以请求变更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是基于对合同标的质量的错误认识，属于重大误解，原告方享有合同撤销权，因为合同已履行完毕，撤销合同、恢复原状将给双方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应对合同的价格条款予以变更，兼顾双方的利益。

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原告基于重大误解，享有合同撤销权，但由于原告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权利消灭，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因顾客退货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承担。

可见，对于双方合同是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还是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存在争议。

《民法典》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何谓 “重大误解” 《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一般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对合同关系某种事实因素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而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有双方误解和单方误解之分，前者指双方当事人意图指向的标的不一致或双方对同一合同因素发生认识相同的错误，后者指当事人一方对合同因素的错误理解。重大误解一般以双方误解为原则，以单方误解为例外。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是：

(1)必须是表意人因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

(2)误解必须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的误解，因第三人的错误而发生误解，并非合同法上的误解，当事人因第三人的错误而发生利益上的重大失衡，可按显失公平处理。

(3)须表意人无主观上的故意。

(4)误解必须是重大的，所谓重大，指一般人如果处于表意人的地位，假使不是由于错误，就不会作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误解包括如下几种情况：

(1)对合同的性质发生误解，如将买卖作为赠与或将赠与作为买卖;

服装购销合同重大误解案 篇2

原告：______________，女，汉族，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生，住址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_____楼__________号。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女，汉族，岁，__________现住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_____楼_______________号。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

原告认为__________

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支持原告诉请，实现公平正义。

此致

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

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服装购销合同重大误解案 篇3

1989年9月，浙江省永嘉县某机电设备厂(本案原告)通过信函方式同汉沽区某公司(本案被告)签定了一份铅封及铅封丝的购销合同。合同载明，被告购买原告生产的规格10×5铅封一万千粒，每千粒25元;铜质铅封丝五千千米，每千米100元。同年十月份交货，供方代办托运，货款托收承付。合同未有注明总金额。同年10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电称：“于10月22日向贵公司发运铅封500千粒，铅封丝500千米，货款并包装费73091.50元，本厂于24日向贵公司托收，请接单后即付，余货将产好，即予发运。”被告于10月30日接到电报及托收单后，方察觉双方所签合同，由于经办人员疏忽大意，对铅封和铅封丝的数量单位有重大误解，因而导致数量扩大了一千倍。使本来货款价值九百多元扩大到九十多万元。如按此合同履行，将会给被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被告同时发现原告要求托收付款的手续不健全，没有铁路承运部门的货物运单及领货凭证，怀疑原告可能是在没有发货情况下，即向被告骗取货款。基于以上考虑，被告即刻于当日回电：“定购铅封一万粒，铅封丝五千米，请按此数发货。”要求原告变更合同数量。同时以“货未到，与交货单不符”为由拒付了货款。原告接电后回电仍坚持合同原订数量，并催被告付款。11月下旬，被告先后收到了原告寄来的领货凭证，铁路运单及发来的部分货物，被告收到货后，妥善保管起来，等待解决问题。12月下旬，原、被告双方经当面协商未果。原告于1989年12月28日向浙江省永嘉县法院起诉。

原告起诉意见：

原告要求向被告追索已发货的货款及运杂费，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赔偿已装好未发运的产品所造成的损失。

律师诉前工作及代理意见：

通过对案件的分析，代理律师认为这是一起对方利用我方有重大误解，从而实施欺诈行为的案件。案件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加之异地应诉，要想扭转我方被动局面确实不容易。一方面我方提出自己有重大误解行为，要求法院予以撤销或变更，我方首先负有举证责任。另一方面，我方怀疑原告有欺诈行为，必须取得确凿的证据，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变被动为主动。如何把我方的怀疑、猜测变为事实，关键是要在原告当地取得原告弄虚作假，实施欺诈行为的充分证据。此案前途究竟如何 被告及代理律师怀着矛盾的心情踏上了赴永嘉应诉的路程。经过在永嘉县当地调查了解情况和在法院阅卷，被告的怀疑均得到了印证。1、代理律师经向金华大众货物联-运站调查证实，原告于89年11月8日才委托该站发货，托运单记载的托运日期10月22日，是被告自己伪造填写的。2、代理律师在永嘉县法院阅卷时，案情又有新突破。原告向法院提供了证实自己于89年10月22日委托永嘉县城关南北托运站向被告发货的货物托运单，作为已向被告发货的证据。托运日期是89年10月22日，看到这份托运单，代理律师立刻就意识到这是假的，同一批货，原告不可能委托两个托运部门。是原告为了证实自己10月22日发的货而向法院提供的假证据。经向该托运部老板调查，在事实面前他只得承认是原告找到他，在未发货情况下，伪造了发货的托运单。在法院开庭时，原告不承认被告有重大误解行为和自己有欺诈行为。审判员也认为这是一起简单的购销欠款纠纷，说服被告付款。为此，代理律师向法庭提出以下答辩及代理意见：

1、被告的行为是重大误解行为。

代理律师首先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与宁波*电厂订购计量指示机构一万套的合同。说明被告向原告订的一万粒铅封和五千米铅封丝是为其配套的，并且提供了当被告发现订购产品数量发生重大误解后，立即多次去电原告要求变更产品数量的函电底稿。说明被告以上行为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关重大误解行为的法律特征。

2、原告的行为是欺诈行为。

根据被告向法庭出示的原告弄虚作假实施欺诈行为的证据和原、被告双方往来函电材料证实，原告收到合同后，应当意识到被告对合同数量有重大误解，原告如果及时去电与被告核实，就根本不会发生以上纠纷。而原告却采取了相反态度，即利用被告的过失行为，妄图达到自己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合同数量有误，原告并非没有发现，因为，如果按合同上的数量组织生产，原告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合同价款高达92万元，所需原材料至少是50万元。根据被告代理律师向永嘉县工商局了解，原告是家庭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仅五万元，88年实际完成产值5万元，按实际交货89年两个月完成产值不到3万元。因此，无论从生产能力及资金实力，原告都是无法如期履行合同。假设原告确实认为被告就是按合同上订的数量要货，由于自己的生产能力有限，原告也应该怀疑数量有误，而与被告进行核实的。可是，原告却没有这样做。经过调查证实，为了达到骗取被告货款的目的，原告在没有向被告发货的情况下，于89年10月22日于与永嘉县城关南北托运部串通办理了50件铅封、30件铅封丝的假托运手续。原告就是凭借这个假手续于89年10月24日办理托收，并于10月30日要求被告付款。在原告玩弄的伎俩叫被告识破后，无奈，原告只得于89年11月8日才将部分货直接拉到金华大*货物托运站委托办理托运手续。又在该运单填上了10月22日的日期。继续伪造事实，以图蒙混过关。原告以上所为，是在骗取被告货款的目的没有达到后，为了掩盖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惟恐承担逾期履行合同的责任。并且以少发货，多要款的手段达到骗取被告货款的目的。如果说被告由于对合同标的物的数量有错误认识，使由此产生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属于重大误解的话，那么在原告方则是明知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则是故意了。依据《民法典》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典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规定，原告的行为是欺诈行为。被告为此请求法庭：

1、依法确认被告的重大误解行为;

2、原告的行为是欺诈行为，请求撤销双方的购销行为，将已发运的货物退回原告，损

失原告自负;

3、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被告代理律师的意见发表后，庭审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原告代理律师当庭表示原

告实施的有些行为没有如实向其介绍，对原告代表人进行了责难。原告代表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表示愿意接受法庭的裁判和调解，并向被告表示了歉意。法官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及代理律师意见极为重视，表示要认真研究认定。暂时休庭后，法官主动上门到我方住处征求对本案的处理意见。鉴于原告代表当庭认错的诚恳态度，考虑到原告已发部分货的事实，法官建议被告最好以调解方式结案。经与被告代表人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我方提出的对本案的观点基本被法庭采纳，我们已达到了此行的目的。考虑到我方的实际需要和路途较远为减少讼累，我方同意以调解方式结案。